1979年12月底，我被公派去法国进修两年，由此开启了与圣时两地分居的生活。
那时女儿刚出生两个月，我却无法与圣时分担抚养婴儿的重任。
圣时每日推着婴儿车，步行20分钟到轮渡，渡江后到工作单位，女儿寄放在单位的托儿所。与圣时同单位的老同学曾回忆起那时的情景，几次看到疲惫的圣时带着女儿匆匆来上班。
分居的两年中，我们用书信保持联络。每月一封，航空信也需7天才能寄达。可惜的是，存放这些信件的一个提包因放在浴室吊顶里而霉烂，无法挽救了。
1980年1月18日，第一次收到圣时来信，特别激动。在日记中记了此事，所以没忘记。同年11月14日，收到女儿的周岁照片，给中国朋友和法国朋友分享了我的喜悦。
有个国内代表团到我进修的所在单位来参观，其中一位成员来自上海某大学，我请他带了一个玩具送到我家。
两年的进修，对我而言像是中了一个特大奖，但想家的煎熬则是刻骨铭心。对于圣时，担惊受怕、苦苦等待更是难受。
1982年3月，我结束进修回国。圣时专程到北京来接我。我在法国结识的好友老阎让我们在他的北京的家里借宿了一周，受到了他夫人的盛情款待。
